时代周报：用好改革方法论，实现三个转向
田国强
11月15日，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全文公布。新的改革大门已经开启。
这无疑是新一轮改革的重要里程碑，《决定》提出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论述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；把非国有经济提高到与国有经济同等地位；界定好*府与市场的边界等。此次改革的愿景目标、战略使命和战术安排，比起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、1992年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、2001年加入WTO等几个关键时点立意更加高远、内涵更为丰富。
不难发现，中央改革的决心是巨大而坚定的。然而，平心而论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仍有一系列沉疴和矛盾亟待解决。有学者这样总结我国面临的五大问题和矛盾：经济干预过多、贪污腐败盛行、民营企业挤出；增长动力衰减、经济结构扭曲、发展方式瓶颈；公共服务缺位、收入差距拉大、公平正义不足；伦理道德滑坡、社会诚信缺失、信任关系瓦解；生态系统退化、环境污染加重、资源约束趋紧。
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，围绕经济体制、*治体制、文化体制、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，提出了60项具体改革任务。综观这些改革任务，脱离不了三个转向的基本内涵和要求，即：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；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；从发展型全能*府转向服务型有限*府。
改革创新需要大智慧、大勇气，勇于牺牲和冒风险。而如何走出改革的困境必须用好改革的方法论。
首先，中央*府要发挥权威、核心作用，在改革的顶层设计方面起到引领和主导作用，让上下形成共识，有理念、有步骤地推动全面改革。新一轮改革方案，已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，无疑具有很高的权威性，这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。
其次，要解决好改革的*策目标落地、具体实施等问题，而这些目标的达成需要*绩考核激励机制的跟进。否则，往往沦为文件和口头上的说辞，于改革无益。
再者，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在改革中的关键作用。文化是具有价值牵引、人文塑造的基础性的软实力，对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、人与自我和谐关系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，从而对五位一体的系统改革有着巨大的助推作用。中国社会的重建亟待共同价值观的牵引，而共同价值观的塑造要关注人本身，使之形成最大的共识。
最后，*府职能转变以及*府与市场边界的廓清对于改革来说有很大的作用。世界上除了朝鲜和古巴基本上都是市场经济国家，而只有*府这只有形的手松开，才能够合理界定*府与市场治理的边界，也才能够厘清公私领域的边界。司马迁在《史记货殖列传》中曾言，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这里的善者与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以之衡量，当下的中国*府尚有很大差距，还存在很多与民争利的最下者情况。
改革，需要气势磅礴的勇气，更需要细致清醒的智慧。
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、高等研究院院长
（本报邓全伦采访整理）(来源：时代周报)